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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後重生的新日常

全球疫情肆虐進入第二年,隨着疫苗面世,似乎將準備回歸日常,但我們真能夠返回昔日的生活模式嗎?


去年初出版的061 《末日生活提案》,在末日感籠罩底下,我們參考各地面對災難的經驗,訪問了曾參與日本福島飯館村災後復耕的譚萬基博士。他提到了日本政府與飯館村村民對於災後除染的差異,而令他最深刻的是村民如何重新檢視生活與土地的關係。


重讀經歷核災的飯館村故事,會幫助我們面對刻下難以逆轉的轉變,思考我們如何擁抱新日常。





重返核污染的家園

(原文刊於 Breakazine 061 《末日生活提案》 ,2020年5月出版)

text / 彼  photo / 受訪者提供



2020年4月8日零時,武漢作為最早爆發疫症、死傷最慘重的地區,在一片打氣聲中解封,人車重新流動,社會重新回復生產。國家以武漢從停擺中回復為成就,高度稱許為「英雄的城市」。


可是,從災難中「回復正常」,配以激動人心的說辭,是否就可保障人類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?尤其是,災難正是在昔日的「正常」之中爆發,如果沒有反省當初的「不正常」,是否真的有點不正常?


曾在環保組織工作、一直有關注核安全問題的國際特赦組織總幹事譚萬基,在他的人類學博士研究之中,曾經遠赴被輻射污染的日本福島飯館村,跟返鄉生活的村民生活一年多,觀察他們在2011年的「3.11」大地震和核災之後,如何跟「不正常」的環境共存。


「我在飯館村看到,村民不是要配合政府的措施,甚至不是尋求『回復』災前生活;他們是在實驗,怎樣住在一個受污染的地方,去『擁抱』輻射。」譚萬基笑說,說成「擁抱」是有點怪怪的。「但你真的要承認它存在,然後才能真真正正解決問題。」


其實我們明白每時每刻都在危機之下,只是我們不願面對。災後經驗之可貴,是以真誠把正常的假象戮破。



災難降臨,才看到問題所在


飯館村是日本本州東岸一條很大的村莊,位處福島第一核電廠50到80公里之外,人口6,000多人,不少是上了年紀的農夫、主要以養牛、種米和種菜為生。理論上,它離開核電廠方圓10 公里範圍的警戒線要遠得多,結果卻同樣被日本政府列為「強制避難區」。譚萬基解釋,地震當天刮起了大風,輻射隨風四散,吹到飯館村附近卻遇上一場雨雪,結果跌落在飯館村的土地上,意外造成污染。「核事故被稱為『後工業社會』災難,意思就是不能再用像E=mc2那種Newtonian Science去預計它的影響,而是更加不確定、不可預測,一如今天影響我們的病毒一樣。」


譚萬基在飯館村中找到農民杉山先生,憶述災難發生時的情況。「最深刻是災難時的資訊缺乏。他們並非像我們般從電視畫面知道核電廠出事,而是全村忽然失去電力和手機網絡三天,期間全靠收音機來得知災情。而政府的官員,更是一個星期之後才來到飯館村,向他們解釋發生了什麼事。」也就是說,無論是當地村民,還是途經此地逃向福島市中心的居民,一個星期以來都暴露在核輻射之下。


譚萬基繼續說:「原本飯館村裏面,設有兩個輻射監察站,但原來監察站的數據只會送到中央處理中心,村民是看不到的。結果因為斷電,數據都沒有辦法發送到中央,政府官員完全沒有數據去處理核災。」村民發現,政府官員當時完全幫不到他們,只是叫村民不要出外,也不要碰街上任何東西。「『不要碰』是什麼意思?那些是什麼毒素?他們連這些基本資訊也沒有。」


意外發生之後一個月,政府終於要求村民撤離到附近的臨時房屋,以便讓政府在村內進行「除染」工作,包括將大片農地約5-7厘米的表土鏟除,用高壓水沖洗暴露在空氣的物件(例如屋頂),甚至將整間屋拆去,燒光全部牲畜和農作物,連村民的衣服家當也全被丟棄,放入黑色大膠袋內運走銷毀。整個福島縣一共預備了2,000萬個膠袋,其中200萬個,就用在飯館村。


可是,政府這種差不多把村子夷為平地的處理,還是問題不絕。一來,這種除染並不徹底,因為飯館村有75%是森林地帶,沒可能將整個樹林都鏟走。落在山上的輻射,容易隨雨水或氾濫的河水而流進村子。另一方面,田地中最肥沃的表土被鏟走,卻重新鋪上沙粒,嚴重影響土質。「農民一方面已經受到不徹底的除染影響,而另一方面更因為政府的做法,未來想復耕都不容易。政府的科學家並沒小心考慮他們的處境,只是一股腦兒刮走了泥土,再做打算。」譚萬基說。


當時杉山先生在飯館村的大家庭,災後被分開安置,只有他和爸爸同住。「杉山先生知道年老的爸爸離開了老家,很難活得長久,所以無論如何都希望搬回村子裏。而且,他覺得為了下一代,也一定要再耕種,因為能夠親手種米給自己的家人,是他引以自豪的尊嚴。」2017年,政府的「除染」工作接近完成,杉山先生和爸爸決定踏上歸途,重新面對一塊不再一樣的土地。



不再相信政府的神話


一場核災,改變了所有事情,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於政府的態度。曾經,杉山先生和其他村民一樣,深信政府對他們說的「安全神話」。「以前,政府會安排村民到核電廠內參觀,過程中一直強調它如何安全。福島核電廠入面甚至種有櫻花樹,每年廠方都會招呼附近的居民入去賞櫻。」這樣下來,從居民、甚至是政府和科學家本身,漸漸相信了這個神話,變得鬆懈了。


但事實是,土地被污染了,安全神話破滅了,村民對政府不再信任,結果促使了民間用自己的方法去查找真相。


回去飯館村重新耕種的人當中,除了農民,也有一批關心核輻射影響的市民志願者,和一些專業人士如農業科學家,一起研究在這個所謂「除染」了的地方,怎樣重新建立安全安心的生活。「杉山先生將自己的農地開放給科學家一起作實驗。他們試種傳統的米,看看除染之後會吸收多少輻射,也開始試種一些新的農作物,例如蕎麥、青椒、粟米等等,有些種在除染的泥土上,有些是在離開土地升起的地板上,每一樣作物,他們都會拿去檢驗輻射量。」


這些農作物,究竟有沒有受污染?譚萬基想了一下,說:「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很小心地想。杉山先生農作物,其實全部都是通過測試的,但我覺得這裏有更值得深思的地方。」


譚萬基說的「深思」,是一種對於災害的意識。誠然,沒有人想種出有毒的農作物,但把着眼點放在「有毒/無毒」的判別上,卻可能掉進另一種迷思之中。「事實上,日本政府本身也很想給外界證明食物無害。但沒有毒,是否就可以說日本已經除染成功?我們一直看到,政府的除染工作其實有很多漏洞,但更啓發我的是看到民間如何合作,與輻射共存。很多村民以往跟我們一樣,覺得『政府應該能給我們提供答案吧』、『政府應該有方法的』,但原來政府也不知道怎麼辦,只是見步行步。你唯

一能夠做的,只能是自救。」


「當然,自救也需要科學的支援,但是那種科學的介入也是有別於國家所認可的、所需要的科學。」



公民科學的萌芽


國家要什麼科學?為了把災難局面扭轉,減低將會帶來的影響,盡快回復「正常」,政府用了很多方法,嘗試讓民眾感到安心,包括用科學來建立一套新的認知。譚萬基說:「在福島,政府最着重建立的,就是定一條安全界線,界定哪些地方正常,沒有輻射,界線之外的就是不安全,不能回去,居民要搬走。但在我的考察中,杉山先生他們並不是拒絕科學,而是用另一種方法去實踐科學。」


公民科學(citizen science)由民間主導,團隊由具備不同學識背景的人士組成,運用民眾能夠掌握(access)的器材及技術進行處境性的實驗及分析。在獲取專門知識的門檻已經相對降低的今天,公民科學往往有更強的處境應用性,也可以將技術普及化。「就以除染為例,與杉山先生合作的soil scientist和志願者團隊,首先將河水灌到農田,然後用除野草的泥耙去攪動泥土跟水混合,透過沉澱的原理泥土中的粒子比帶輻射的銫(caesium)沉澱得快,銫會浮在水面,集中流向田地旁邊已挖好的小洞內。他們用這個方法,將農地的銫減少了80%,農作物檢測也全部合格。」


杉山先生的實踐,嚴格來說並沒有完全除染,但可能是比政府很想強調「輻射經過認真的監測和除染之後已經絕跡,回復正常」更貼近現實的論述。「杉山先生他們的看法是:其實人類真的擺脫不到那種不安全,也擺脫不到污染。我們要承認它存在,問題是如何跟它相處。」


譚萬基特別希望強調的是:當政府的科學,是建基於權威、黑箱運作,甚至可能有謊言存在,民間科學的實踐不等於「偏門」,而是在重視科學理據之餘,更重視人與人、人與器具和技術、人與土地之間的重新結連。對科學的信任,不是建基於某一方的無知,而是不同的人一起合作,從彼此在地的經驗中產生信任。「當政府用鏟泥機,令農民無法參與,除染後的土地變得很陌生,漸漸農夫本身也會接受了政府的賠償方案,不再耕種了。但由杉山先生決定踏上被污染的泥土上,重新耕種的那一刻開始,他就重新建立了跟土地的關係。」


災情過後,政府最需要的,是回復昔日的正常,重投生產與發展;但農民正是不認同這種以發展為終極目標的方向。他們要重新連結(reconnect)一直以來所失落的、人與他人、土地、技術、器具、環境的關係,即便那是被污染過的,卻是一種真誠的人類生活。


這無疑是一個不停實驗、勇於嘗試的過程。災後的世界,耕作的菜蔬,引流的河水,你怎樣認知,敢不敢吃用?每天也是生存的考驗,而有些人從權威和謊言中醒覺,面對未知的新世界,選擇了譚萬基所說的——「擁抱」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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