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麥曦茵，香港電影導演、編劇。編導作品《烈日當空》、《前度》、《幸福的旁邊》、《曖昧不明關係研究學會》等。2012 年有感少年演員於行業中缺乏保護， 遂自資成立 Dumb Youth 藝人管理公司， 同時參與獨立電影策劃及監製工作。
來假設各種電影都有其存在價值， 我甚至同意個別電影中的情色與暴力也是美學的展現， 但那真的是電影製作， 還是不受法律約束的剝削？ 那條薄弱的界線， 在於是否每個人都是在自願、不受精神威脅的情況下參與製作。
電影人需要背負社會責任嗎？ 眼看市面上不少電影， 傳遞着扭曲價值觀， 透過各種程度的剝削製作卻獲得認同， 我們難以定義電影工作者是否背負着社會責任，但身為一個人，還是有多少責任吧。
電影光環下的自我催眠
在電影工業中， 充斥着各式各樣的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羣」—— 又稱人質情結。這並非正式精神疾病的名詞， 更是「人們用來掩蓋不想討論問題的假想狀態」； 藉此比喻參與電影的人， 臣服在電影的光環下， 執行各種不合理的要求， 甚至說服自己，「一切都是為了電影」。
據說，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羣」患者會經歷以下四大歷程：恐懼、害怕、同情、幫助。
舉例說，當演員收到一個沒有事前討論的危險演出，大可拒絕要求，但為何他仍會甘於在沒有心理準備、配套和保障的情況下冒險？這是因為有些演員會「恐懼」於「全世界等你」的氛圍；「害怕」拒絕要求就會遭到批評「做不到、不專業」；繼而略過檢視現場條件是否真的能夠保護自己；「同情」現場「等自己埋位」的工作人員，諒解資源和準備不足的拍攝單位，妥協配合「拍攝需要」；甚至「幫助」滿足違反當初共知承諾的無理要求，展示拚搏和「專業」態度。
至於新演員或沒正式合約的演員， 則更怕受到「給劇組添麻煩」的指摘， 恐懼「失去機會」， 硬着頭皮認定捱得過就是勇敢克服和犧牲； 到了當真的有人（ 不限於演員） 受傷時， 大家都明「意外嘅嘢冇人想」， 但明明這僅是在做足保護措施的情況下才能說的話。
那假設人皆有惻隱之心，工作人員又為何仍然服從指令？因為當演員也勉強地說「願意」，工作人員若出言提示危險或不合理，那就是在「耽誤拍攝」了。
專業的工作人員， 會因為專業判斷和良知， 去表達事前沒有討論、準備不足的風險， 從而拒絕服從； 部分導演亦會尊重專業意見， 選擇妥協或考慮其他對策。
但極端情況是， 「權力核心」會壓倒這些出於常識和專業的反對聲音； 讚賞、鼓勵或表面退讓，假意承諾會保障「人質」安全（ 就像綁匪對人質略施小惠） ， 但到開機時， 執意執行同一要求。
恐怖在於， 這個假意承諾成立的前設， 是全場都共知事情的風險， 卻集體自我催眠「拍電影係咁」。
當然事後道歉、道謝讚賞的工夫，會令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羣」患者沉醉於「犧牲」的滿足感，迴避去思考過程中曾經不受尊重， 被欺哄、被試探， 甚至被挑釁， 妄顧其生命安全。
當看到那些拒絕服從指令的工作人員「被消失」，部分人會意識到不公義， 不願參與剝削而自行請辭。但大部分人， 會因為「驚冇咗份工」或「那不是我部門的事」，而專注「做好自己」留下來。極端例子是個別人更會認定受害者也是有利可圖，怪責受害者「牛唔飲水唔撳得牛頭低」、「嚟得就預咗」。受害者若事後發聲， 並不一定就會得到協助， 反而會被標籤為「好麻煩」。因此，很多受害者都寧願接受「做電影要勇於付出」，就像把殘忍的待遇理解成「一切為了正義」的戰爭， 認為「有份打呢場仗」是光榮， 甚至成了配合權力、對剝削沉默的「共犯」。
「你唔做大把人做」的情緒綁架
偶爾看到面書流傳一則「高要求」「全能電影人」招聘， 工作包括一個月內寫一部 90 分鐘劇本，兼任組織行政工作、參與導演組或製片組不同職務； 「福利」是： 「一定有糧出（ 連強積金） ，進入『電影圈大家庭』」。這招聘文案的潛台詞是 —— 沒有穩定收入是正常， 「一定有糧出」是恩賜。
當大人涼薄地說， 年輕人絕望是因為對現實抱有幻想； 在電影圈正處於非常缺人的狀態，個別業界仍會以「夢工場」之美名， 將與現實脫節的勞動條件理想化、浪漫化。
社會上「你唔做大把人做」的法， 一直在輕蔑勞動者的付出， 透過侮辱、貶低勞動者， 培養其 奴性， 削弱其認知基本權益的自信。同樣「有能者居之」、「能者多勞」的邏輯， 除了是令人發奮圖強的勉勵，也經常被操控者用作「情緒綁架」的說詞， 因為人都想證明自己有用， 亦深知「沒有利用價值」就會被拋棄。
（本文節錄自 Breakazine 《職場臥底行動》 ，全文刊載於於第52期書誌內，該期現於網店有售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