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訪問原刊於Breakazine! 041《全民扮學》，2016年1月出版）
4月20日，香港民間學院被教育局警告，指他們涉嫌違反《教育條例》，無牌辦學。民間的知識傳播，好像變成一種危險，必須被「監管」。
這或許不無道理，因為認真的知識傳播，會散播改變社會的種子，戮破扮學的假象。
民間學院的創辦人陳劍青和李達寧，在2015年底，接受了我們的訪問，分享這些種子如何植下。
在香港做「打工仔」，大概沒有哪個不是疲勞過度的。要他們在放工後「有神心」得走去讀書，還要是無助工作升遷的課程，除非真是熱情澎湃，求知心切。
然而，過往幾個月，每星期有四天的傍晚或晚上，的確有一班人撐着疲勞之軀，來到灣仔二手書店「實現會社」，聽香港民間學院的導師講課。來這裏上課的學生，背景各異，有建築師、律師、規劃師，亦有社區組織者、傳媒工作者、農耕者、設計師、藝術家、大學生等等。小小的課室，蠢蠢欲動的人，彷彿孕育着一股力量。
順手拿起一張香港民間學院2015 年的秋季課程總覽─ 「這是命運自主的年代，也必然是知識自主的年代」，好一句志高氣昂的宣言。再望望他們，你突然覺得，這個城市啊，還未壞透。
學術，公民社會的必要
故事是這樣開始的。近年社會矛盾激化，政治覺醒的人確是愈來愈多了。但香港民間學院創辦人之一，李達寧（Daniel）的觀察是，網絡討論浮躁、媒體報道零碎，人們對社會狀況的掌握，其實並不足夠。問題是，若不足夠，又可有地方為人們提供相應的知識栽培？
Daniel 由2007 年開設序言書店，到近年主動策劃網台節目等各類型公共討論，便一直在補相似的缺口。只是來到近一兩年，他還想多走一步。「當民心思變，意欲參與行動的人愈來愈多，指向的正是學術的空間，更是學術的必要。 」Daniel 說。
而另一方面，當民間對知識的呼聲漸強，原本擔當知識生產功能的大學，倒是愈來愈跟民間脫節。陳劍青，香港民間學院另一位創辦人，取得浸會大學地理系碩士後，幾年前跟朋友成立了「本土研究社」，致力建立札根民間的研究力量，正是因為不想再跟從大學的遊戲規則。然而，當學術資源無法對應現實，若要揭示政府的虛假說辭，劍青發現，「其實民間是需要建立一個更大的、又走得比學院更前的知識社羣」。
香港民間學院，就在這些想法下匯流而生。這一年被吸引過來的導師，有碩士畢業的年輕知識分子、大學助理教授、大學和副學士課程導師、中學老師等等。體制內外，各人有不同故事，但都是想以知識的力量，介入現實。返回初衷，知識原本就不該是被擱之於學術殿堂的東西，而應是行動與思考的辯證，並能帶來社會改變。
民間學院2015 年秋季的課程：「香港農業知識入門」、「城市規劃思想」、「保育的政治學」、「權力鬥爭史」，全都在回應相當具爭議的社會議題。對於民間學院的教學方法，劍青是這樣形容：「社會上流傳太多easy answers 了，可是繼續用固有的模式思考，很難跳出困局。所以我們給的是complicated answers。以學院形式開辦課程，就是要將討論問題的層次打開，創造新的實踐方式。」
知識，是為打開討論的層次
的而且確，來上民間學院的課，學生未必會收到quick-fix 的答案，讓人不無懊惱，不過又有視野的開啓。比如劍青在上年10月開的「城市規劃思想」課程，一連6 課，便由馬克思主義、殖民理論，說到後結構主義、行動主義，以期借用不同的思想資源，刺穿我們「被規劃」的現實處境。或者有人問，認識這些艱澀的理論，有什麼用？原來當進入新界東北發展議題，除了大聲疾呼城規會混蛋、議會野蠻外，背後問題還在於官僚系統對「專業」、「理性」、「程序」這些規劃原則的盲目崇拜，拉闊一點說，更是19 世紀現代主義以來人類根深蒂固的積習思維。換言之，不止政府，或者連我們自己也相信了這一套思想而並不自知。
劍青表示，民間學院的課，正是希望帶學生遊走於抽象概念與現實議題之間，從而能夠更深入的思考對策。用他的說法，能夠「打開討論問題的層次」。「除了入信城規會，可以做到更多的。 」劍青如此說。
知識，不應被擱在學術殿堂
然而，學海茫茫，知識那麼多，什麼才是重要的知識？課程方向是怎樣策劃的？當牽涉到判別的標準，就不純粹是知識本身的問題，而是誰有權詮釋知識的問題了。Daniel 形容，「社會的常態，往往是在刻意封閉知識，並封鎖某些意識型態的批判。那知識通常是用來做什麼的呢？就是用來服務權力。 」香港一眾大學之失落，正在於此。
然而對民間學院而言， 這些甚少被質疑的高等學府， 其實是需要被批判的。Daniel 透露， 民間學院下季其中一個課程， 便是一個由政府資助的主流學府幾乎不可能開的課程： 由搞社會運動（social campaign） 多年的朱漢強， 教授如何搞一場campaign。「搞社運絕對有其知性的層面嘛。 」Daniel 解釋：「比如說，為什麼這個議題那麼難打？這牽涉社會背景，是社會學、心理學的知識。但學院頂多教你分析背景，卻不會告訴你，那可以如何相應地組織到一股力量去對抗？又如何應對不同突發情況？如何調配資源？」這些從行動經驗中積聚回來的知識，通常不會被納入正規課程之內，易言之，體制不會賦予它們「知識」的地位，社會上也因而沒有相關的知識傳播。可是，它們對於一個社會的進步，難道不重要嗎？
「決定什麼是知識的，不應是一個僵化的體制嘛，而是我們自身對知識的想像和理解。 」Daniel 的話，猶如述志。這樣的想像，可又比教育界的「自主學習」再推前一步了。有求知的心志，還得關心「知識」是不是也有「自主」的空間，不受各種政治和經濟力量的束縛。只因知識重獲自主，人們的思想得以鬆綁，這才有追求自主命運的可能。
一起研究才是研究院
可是，要達到「知識自主」的理想，就不能單靠一個人多發表幾篇學術論文，而是要建立一個自主的知識社羣，在課程以外繼續討論，甚至一起搞運動、做研究、寫論述，及至各自組織自己的民間組織。這樣研究，追求的就不是一份論文，而是一套實踐知識的方法；而研究
亦不再是為個人升遷，ownership 屬於更多人。「長遠而言，是想建立一個立於民間的思想陣營（camp）」。說到願景，圓框眼鏡背後，劍青的眼神炯炯。
Daniel 也提醒，「說到尾， 論辯（dialectic） 才是學術的基本吧。Dialectic 的概念好像很抽象，但其實這字源自dialogue，說的就是『對話』。 」一如學術期刊的原意，不是用來計分升職，而是有人有新發現，不肯定對錯，所以就寫出來，邀請其他人一起判斷、交流。「唯有在對話過程之中，我們才會愈來愈接近真理。真理不在別處，就是出現在人與人之間的知識活動之中。 」
那麼大的志向，是不是沒有可能呢？過往一年，上過導師劉海龍教的「香港農業知識入門」課後，部分同學就真的有分參與香港水耕研究，亦試過到大型休閒農場考察，摸索繼續深入做研究的可能。小小的學習社羣，正在發生。而且他們計過數，若民間學院和導師一直保持2：8 分帳，按現時一個課程平均約900 元來算，只要每班能收到15 個學生，民間學院的導師收入已跟大專院校導師的時薪差不多。如此下去，可望鼓勵更多人加入成為導師，甚至開展更多的研究計劃。
小小的學習社羣，能夠變到多大，走到多遠？讓人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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