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達明，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。
**更正** 根據受訪者提供的資料，本文於13/6/2018 作出以下修改：張並非前監警會主席，而是監警會前委員；文章提及張「我都成日衝紅燈啦」並不正確，應為：「我有時都會在沒有車的情況下衝紅燈過馬路」；內文提到「他要說的是，法治與否，不在乎我們是否守法，而是我們守着的法」亦不正確，應為「他要說的是，法治與否，不局限於我們是否守法，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守着的法」。特此更正並致歉。編輯部
「不守法就是衝擊法治嗎？」
張達明的答案簡單利落。他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，我們期望從他口中得到標準答案。
「任何一個社會，無論法治多成熟，都會有人犯法，而且還會刻意犯法。這是否表示法治就立即被衝擊呢？我有時都會在沒有車的情況下衝紅燈過馬路，難道衝紅燈就是衝擊法治？」張達明沒好氣地說，你有法例可循，有執法制度，那人也服膺法律裁決，他看不到法治根基怎樣被動搖。
「一個無權的人，就算他怎樣無視法紀，對法治的衝擊也是有限的。相反，一個有權的人，假如他無視法律的制約，這才真的危害法治。」他說，這些法治的基本常識，不知怎的，這一年被搞得很混亂。
守法不等同於法治
他望着牆上一排排的法律書說，你走進任何一間law library，拿起任何一本談法治的書，都是又厚又重，因為法治有不同層次，法學家也有不同的側重點。但沒有統一定義，並不因此法治就變得人言人殊，相反，法學家對何為法治有不少的共識，其中共識中的共識，就是「守法不等同於法治」。
「你試在大學答題，答法治就等同守法，我們一定給你不合格。不要說大學，就是DSE的通識考試，兩年前考評局的報告，都指考生法治觀念不足，誤把法治等同於守法。」
為何守法不等同於法治？「或者，這樣說吧，法治是相對於人治而言，這是法學家的另一個共識。所謂人治，不是說全無法紀，相反，人治的社會一般有非常詳細的法典，法律也可以被捧為至高。」
他要說的是，法治與否，不局限於我們是否守法，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守着的法，是由誰去制定、誰有酬情權去決定怎樣執行、誰有權去詮釋、誰去制約？
「假如是由執政掌權者控制，球證、裁判全是他，法律便變成他操控的工具，這是人治。」
這樣的法，我們為什麼要守？
有法律不代表有法治
說着，他想起了10年前的一個故事。話說，張達明有一個在大陸工作多年的法律界朋友，有一次處理一單財務糾紛。他代表的意大利客戶送貨到大陸，卻收不到對方的貨金，於是告上法庭。第一次過堂，形勢大好；誰知第二次上庭前，大陸律師來電說，指辯方捐了 50 萬元給法院作教育基金，問他的客戶是否也願意捐款。客戶拒絕了，結果，案件也敗訴了，理據是，意大利客戶進口貨品時，沒有遵守全部海關的條例，自己不符合法規在先，控告就不成立。
故事教訓我們以後要守法嗎？不，在大陸做生意的人都會知道，大陸條例太多，涵蓋面太闊，而且互相矛盾，任你怎樣奉公守法，也沒法守所有法律。「法例太多，或條例太空泛，反而是一個網羅，讓執政掌權的人任意 pick and choose 來運用。」
所以，張達明強調，法治真正要守着的，是權力的制約，這也是法學家的共識。「法治是不容許沒有制約的權力，行政立法司法必須要分立，即或不完全分立，司法也要完全獨立，不容許行政機關隨己意去解釋法律，甚至有權去判政府違憲犯法。另外，傳媒也要鑑察，做 check and balance。」
守着的自我制約
要做到權力的 check and balance，張達明說，最好的制約，其實是來自當權者的自限。「外在的監察，如司法覆核，都耗時太久，社會成本也高。假如內部有自我制衡，如審計署對政府各部門操作的監察，律政署基於公眾利益給政府法律意見。這些制度運作得好，公眾也能信服。」
「我經常說，政府應多設立這些諫官制度，引入諫官文化，甚至委任多些人去扮演這些角色。問題是，執政的有否這種胸襟去接受批判，是否謙卑地去聆聽。」
張達明是監警會前委員，他說監警制度其實是幫警察的。「我常跟他們說，我對你們的做法提出質疑，對你們是有益的，假如你連我這一關也過不了，公眾怎信服你？換個情境說，前線警員可能真是受屈的，但現在沒有叫人信服的監察機制，誰去證明他們是真正的專業？」
「唉⋯⋯真正的專業不是全無犯錯，而是能否謙卑去承認錯誤又自我完善。」張達明以一聲「唉」作結。
當我們問不守法是否衝擊法治時，我們更要問我們要守着什麼，才能叫法治精神彰顯。
也許，如張達明所言，容許接受批評的態度，容讓自己權力被制約，這才是我們要守的法度。對無權者而言，這要信守；對當權者而言，更是要恪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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