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訪問原刊於Breakazine! 045 《不如我哋重頭嚟過?》,2016年9月出版)
每一期我們都找學者先開「傾偈會」,於 《不如我哋重頭嚟過》 一期進行編採之時我們找來許寶強教授,問到「社會分歧愈來愈大,我們應如何走下去?」此困擾於近來中文大學民主牆發生的的港獨/反港獨爭論中更顯時效性:究竟對話還能解決衝突的觀念和立場嗎?許寶強於這個訪問中為我們引介了鄂蘭和穆芙兩位政治學者的觀察,或許可在此時給香港人開出一張爭競同時要兼聽的藥方。
1. 近年香港社會的分歧愈來愈大,你理解這是怎樣形成的?
若只談政治方面,政權當然要負最大責任。由 8.31 人大落閘開始,政府已明顯放棄以道理說服民眾,改用強權統治,將社會推向兩極化。梁振英在《施政報告》點名批評香港大學學生報《學苑》散播港獨言論,又公然阻礙支持港獨的候選人參選,都可見政權對港獨議題的助燃力,加劇分化,將社會的內部矛盾轉移開去。年輕人上游機會窄化、老無所養等議題,亦因此被忽視了。這迴避真問題的態度,正是學者鄂蘭所指的「缺學無思」。在這鬱結下,民間反抗,甚或配合這議題設定,是可以理解的。
所以說,僅得民間力量,是不足以造成那麼嚴重的社會分化甚至港獨風潮的,因為擁有最多經濟和輿論資源的是政權。若政權不出手打壓、官媒不「似抑還揚」的大肆報道,港獨風潮並不可能出現。換言之,若我們對民間和政權各打五十大板,其實並不公允,政權才是分化社會的始作俑者。
2. 社會嚴重分化的情況,是香港獨有的嗎?
這其實亦是新自由主義下的普世現象。自 80 年代開始,那1% 的既得利益者乘着結構優勢累積財富,政策既有利他們,他們自然不願進入「溝通」與「對話」。在這形勢下,所謂理性和平的討論,的確是沒有現實基礎的。反過來看,當受壓的 99%,即使想爭取的還包括人的尊嚴、價值、文化,也容易被壓平成短期利益的討論了。
民眾對知識漸漸缺乏耐性,慣於接收「懶人包」式的解說,容易變得「缺學無思」。
當然,分化原因還包括媒體的推波助瀾、社交媒體的興起等,造成了社會的知識危機,使民眾對知識漸漸缺乏耐性,慣於接收「懶人包」式的解說,容易變得「缺學無思」,這是很多國家都要面對的問題。
3. 面對這被迫出分歧的困局,有什麼解決方法呢?
難度是愈來愈高了,但若問題之一是媒體傾向簡化事情、加劇民眾惰性,解藥便是開啓另一種討論和溝通的方式,由單方面接收,變成鼓勵小組討論。或面對面、或在網絡,都嘗試深化討論,培養耐性。
而當前另一困境是,政權和資本一同由上而下、粗暴地設定社會議程,對應方法便該是讓民眾由下而上地、自發地重訂社會議程,像西班牙的新左翼政黨「我們可以黨」(Podemos)一樣,以比較民主、公平、平等的討論方式,重新攤開被窄化的問題。
而其實這兩種討論和組織的方向,都曾在雨傘運動出現。電影《十年》的大型社區放映日,見證了民間自發的動員力量,齊心對抗政權和資本(大型戲院)的打壓。但這事是如何可能的?當中的身體經驗、組織網絡,不少正是在傘運中建立的。Lancôme 封殺何韻詩的事件亦相似,上面打壓,民間倒開出別樣的音樂會了。「自己香港自己救」,就是這意思,我們要建立有別於政權和資本力量的運作邏輯和溝通方式。
4. 在解決方法未有成效之前,我們應避免分歧再擴大嗎?
有時候民間抗爭也容易採用了跟政權相同的邏輯,這是切忌的。因為若抗爭同樣以分化的邏輯進行,只會開出非此即彼的選項給民眾,就算選舉贏了,其實也是輸了。因為真正革(政權的)命,其實就是要改造社羣關係和社會運作的邏輯,使人不再按政權的邏輯行事。所以鄂蘭提出的,是一種transformative politics,讓人轉化「缺學無思」的邏輯,鼓勵人直面問題、勇於學習。
那既然要直面問題,鼓勵社羣內部和彼此之間互相討論,甚至有所協商,過程自然會有衝突。這時,便須要強調公共政治的「開放性」,鄂蘭的說法也就值得參考了。
5. 如果打開討論那麼重要,那如何可以鼓勵他人進入討論,同時不迴避分歧呢?一個鼓勵人討論、對話、爭辯的公共領域氣氛,是怎樣形成的?
不要太快將他人的意見與政治力量劃上等號,容讓多聲道吧。這樣才可讓不同人找到切入討論的身分和位置。取消某個視野或討論方向,其實等於拒絕了一些人有進入討論的機會。比如旺角騷亂後,很多人隨即高調譴責,不就正正取消了讓對方進入討論的可能?與其禁止,你寧願讓他說出他的故事。
懂得兼聽,便愈遠離無知和「缺學無思」,而那才是一個 informed discussion。
一個好的「政治判斷」,就是要聽到不同位置的人的聲音,而且是聽得愈多愈好。因為懂得兼聽,便愈遠離無知和「缺學無思」,而那才是一個 informed discussion。政府被批評不知民間疾苦,不正是因為不懂兼聽嘛。
6. 聽多了,就代表有成效嗎?
公共討論的結果必然是不確定的,而且不會一勞永逸,亦幾乎不可能達成一致共識。但若真的聽清楚別人的情感、理據、視野,就算你不同意對方,但你至少沒有無視他的思考,這是重要的。過程中當然會繼續有分歧,所以就得透過民主程序和機制去處理了。
這樣也自然涉及政治操作的問題。所以穆芙的「爭競性政治」(Agonistic Politics)兼及政治實際操作和政治倫理的思考,也值得參考,那補充了鄂蘭有時過於理想化的寄願。穆芙承認人與人之間必然存在權力關係,也於是必然有競爭。但競爭也有多種,可以是「你輸我贏」,但不必是「你死我活」的。如何在兼聽與爭競中拿捏平衡,便要我們一起學習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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