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Breakazine

仍然要相信

黃之鋒、羅冠聰、周庭和敖卓軒等人同告退出「香港眾志」,同日,這個成立才不過四年的年輕政黨正式宣布解散。


三年前我們曾以「仆直」為題,訪問當時眾志團隊,談及那些年的失敗經驗如何促使他們成長,才不過幾年,這班年輕人又要面對另一個重大難關。


前路如何,我們承認是茫然不知,只是當重讀訪問,還是可以找到回應當下勉勵,羅冠聰當時曾說:「我相信自己那時所做的,已經是當時的處境下可以做的最好決定了。我覺得歷史將會還我清白。」


只願他和他的伙伴,在今天仍相信這個信念。





用失敗的歷史寫出未來

(原文刊於 Breakazine 050 《仆直》 ,2017年7月出版)

text / 彼  photo / andy



不下幾次進出立法會訪問議員, 這次的感覺頗為特別。同樣被禮貌地檢查、搜身和登記, 靜靜走過幾重保安關卡、和好多熟悉名字的房間,最後走到羅冠聰的辦公室外。禮貌地敲門而進, 映入眼球的,是中環甲級寫字樓的海景,和坐在橢圓大辦公桌前工作中(混亂嘻哈中)、眼熟的幾位「香港眾志」成員。


一下子只感到香港變幻是如此急速。不過5年之前, 他們聚集在樓下的添馬公園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, 將政府總部的前地改寫成公民廣場;不過是3 年之前, 他們在添美道集會, 衝進了被封鎖的公民廣場,之後睡在對開的馬路兩個多月。雨傘運動沸沸揚揚,高低起跌,都嚐盡了。


誰會想到, 這一羣曾在街頭奮鬥抗爭的青年人又回來了,以「香港眾志」之名,成了議員和助理,坐進大樓之內,成了倡議和議政的代表?


他們是立法會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議政團隊;主席羅冠聰也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。他們正寫下歷史新的一頁。但摸着石頭過河的實驗,高低起伏是如此頻繁, 成功與失敗痛苦交替,叫再年輕的人也學懂了沉着。成熟的應對背後,你看得見代價。



社運失敗的包袱


香港眾志, 是學民思潮解散之後, 跟學聯成員和其他關注2047 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朋友, 在2017年4 月成立的新政黨。這個充滿年輕力量的政團,是帶着這幾年社運的創傷開始的。傘運後的反思,學民解散前的困局, 在「眾志」成立之前, 一直盤據在他們的思緒之中。


「傘運後,完全唔敢睇返當時的東西;覺得去到這樣的局面, 是自己的無能造成的。」羅冠聰邊回憶邊說。「情緒上, 總是會挑剔、放大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。結果就是在否定運動之餘,還否定了自己。」他說,大抵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覺,學聯內部也曾做過一些反省討論, 嘗試一起克服自責的糾結。「不過創傷這件事始終還得自己面對, 怎樣去理解一場運動,日後應怎樣走下去?」


自言不在決策層, 沒有痛悔包袱的林朗彥, 卻觀察到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, 參與者本身所暴露的問題。「我們沒有做好彼此的結連, 組織者跟參與者也缺乏溝通, 彼此隔膜漸多。日子過去, 當運動失去了它的張力,羣眾就失去方向了。」


Ivan 說,這個現象在學民思潮後期的運作中十分明顯, 甚至埋下了解散的因子。「學民思潮本是因為單一議題而成立,最初大家有共同的反對對象,因此很團結。但到運動中途,決策者和參與者開始產生矛盾。好傻豬咁講,淨係個鐵馬應該點擺,都有好多意見啦。」局勢瞬息萬變, 決策民主化本就不容易;從反國教到雨傘,規模更大,更難拿捏,溝

通不暢順的問題就積壓下來。「傘後社會變化, 出現不同的意識型態,左左右右不同光譜,彼此愈走愈遠。這些在學民內部,都是未及討論的。」


「其實, 我們本應該更多些理解自己的同伴。」他說,學民思潮最終決定解散,成員各有發展,或者不見得是壞事。「這證明大家多了思考自己要行一條怎樣的路吧。」



「眾志」的硬着陸


面對過去積壓的問題,「香港眾志」的角色, 是一種調校, 或是推進, 將短期的街頭社運模式,轉化成長期的研究和地區工作;在修正問題的同時,也在找新方向。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開會、退修,傾很多論述和政策細節, 特別是每個人自己的想法,我自己是很重視這個溝通過程。」Ivan 說。


雖然已經很努力去學習,但也未必迎向成功。眾所周知的是,「眾志」轉型的開局,並不順利。


從宣布組黨的那一刻開始,他們得到的對待,相比學聯、學民的身分,反差極大。有人嘲笑他們的名字「唔知噏乜」,有人搶先登記了他們的網站域名惡搞他們, 捐款戶口被批評是「捐錢畀黃之鋒」, 當然還免不了對「自決」作為一種新的政治想像的質疑。Ivan 坦言感到意外:「其實咪又係那些人, 但原來離開了學生身分的umbrella, 大家的觀感會如此不一樣。」他們在2016 年4 月的啓動記者會,多處甩轆,多位記者因無法入場而鼓噪,想播片又播不到,介紹單張又印錯,不該錯的都錯了,好像在說明,這羣年輕人,還有太多事情要學習。


「我想有部分原因, 是心態未調整好。」 阿聰說。「例如說, 好想發布會好新鮮、好正, 與眾不同,感覺要像年輕人嘛。但理想同現實就有差距。這個hard landing 是跌得幾慘, 但是它改變了我們的心理狀態,變得好謹慎,不容許自己犯很多錯誤,也願意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做取捨。」他笑說, 大家已經習慣他成日將「唔好眼高手低」掛在口邊。


林朗彥認同說:「我在學民入面本來是行動型的人, 是個『大想頭』派, 想做一些與以往不同的事。阿聰明顯是很努力去做平衡的, 在青年人理想化的行事方法之外, 更關注執行力、事情是否能做得好。」


大家努力從失敗中學習, 但是外面的人, 卻未必給予空間。阿聰挾「港島區票王」之名進入議會,但幾個月前的特首選戰中, 力排眾議拒絕支持曾俊華,招來一大片「泛黃」的「薯粉」,指責他們「投白票幫倒忙」、「支持長毛􀀀票」,甚至「後悔投票畀你哋」, 一片罵聲之中, 民意轉向, 比天色變得還要快。以往,民意是社會運動的最大資源;來到議會政治,卻無法再這樣單純理解。



歷史中的自我理解


阿聰說,他明白大家的失望。多次運動中,裏裏外外的失敗,作為牽頭者,既要顧及參加者的感受,也要回應批評,更要面對自我論斷。一重重責任枷鎖,壓力之大可想而知。讓他一路走來,放下自我質疑的,是把所經歷的,放到歷史的軌跡上去看。


「人固然會判斷所做事情的成敗,但不應用一次的成敗就論斷了自己。尤其是社會運動中,並不是看單一的社會事件,更要看一系列事情之間的關係。例如說, 六四絕對影響零三;零三又一定影響雨傘,用這個角度去看,才會理解現在我們做到的事,原是前人無數次失敗的成果。即使一件事情被評論為失敗, 但不會影響它對後世帶來的意義。」他笑言自己其實並不算通曉歷史, 卻愛將自己置於歷史的脈絡之中, 理解不同時代背景之下的運動者。「身處他的時代和背景, 你會理解他們能夠做到的事情

和局限。從民主回歸論、大中華情意結, 到80 後青年反高鐵, 好多人用今日的眼光去批判他們為失敗,但這些失敗,於我理解倒是歷史的必然。」


回看在歷史中的自己又如何?「我相信自己那時所做的,已經是當時的處境下可以做最好的決定了。」


阿聰說得結實:「我覺得歷史將會還我清白的。」「記得我們在9.27 衝入公民廣場嗎?」Ivan 在旁補充說:「後來即使從任何一個角度回看, 都會說這是一個失敗的決定。不過在失敗之中,卻給香港人帶出了『現在是行動的時候』這個信息, 直接促成了後來的雨傘運動。所以重點其實也不是成功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