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能為這城不做什麼嗎?——留白有時,行動有時


(此文原刊載於 《突破人》 12月號,特此轉載)

第一次在腦中泛起香港人要「留白」(go blank)這個詞,大概是兩年多前學生自殺數字急升之際,某次機構早會後的傾談,不同部門同工自發走在一起問:「我們可做些什麼?」

更多輔導?更多抗逆力的教導?還是我們已經做得太多?

這城的習慣是:哪裏出了亂子,我們就在那裏加強教育;學童自殺問題出現,教育系統的回應就是加強生涯規劃。有機會去思考人生,的確是好事,但在已緊迫的課程中,如何再用班主任課來教生涯規劃?去年跟學生傾談,他們說「要我跟鄰座用3分鐘去分享人生理想,我不如用這3分鐘溫書好過」。這話,道出了太多真相。

我們真正要做什麼?也許是不做什麼。香港人從接觸教育制度那天開始,就要追趕密麻麻的日程,生怕落後。這些所謂重要的日程,其實是種窒息、窒礙,回應焦慮而已;我們需要的,極可能是留白。不是再加,而是刪減。

減法的生活,放手給時間,等待時機,安靜接觸此時此刻的自己,比我們想像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