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訪問原刊於Breakazine! 032 《雙城記》，2014年7月出版）
「回歸之後，澳門經歷了一個quantum jump（ 量子跳躍），由小城鎮躍升為國際大都會。」
蘇文欣做了個跳躍手勢，解釋這種quantum jump。他是前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，2002 年從香港移居澳門，因積極評論各方時事，澳門人都稱他「萬能蘇」。蘇文欣說：「以前澳門叫做東方蒙地卡羅；我來到澳門教書時，人人都說，澳門要向拉斯維加斯進發。現在說什麼？拉斯維加斯，靠邊站吧！」
「澳門賭場的規模，已是拉斯維加斯的7 倍，去年（2013）博彩業收入達每月300 億呀！」這是回歸前誰也難以預料的，就是開放賭權後，沒有誰想像博彩業可以如此豬籠入水，真的是超英趕美。但300 億究竟是多少？香港興建高鐵要用上669 億，即是說，兩個月全澳的賭場收入，就差不多等於一條高鐵開支，3 個月就連超了支的都應付裕如。
這樣的躍升，澳門政府為此自豪，不斷宣傳說是博彩業帶動了經濟，改善了市民生活。蘇文欣是搖頭說，這只是故事的一半，他在澳門這10 多年，看到博彩業不單帶來收入的量變，也叫整個社會質變。「請留意，澳門不像紐約或香港般，經歷過都市化的過程。一切只因為賭業的膨脹，突然就幾何級數躍升，幾乎沒有適應期。」
當賭場變成唯一的工作場
我們可以想像，任何急速的膨脹，必然帶來結構的劇變。「2004 年金沙開幕，引入了拉斯維加斯的模式，人潮迫爆玻璃，這是澳門一個爆破點，引發各大博企仿效，大興土木，當2006-2007 年各大娛樂城均告落成，要聘請大量人手時，澳門就翻天覆地了。」
第一個劇變，先是產業結構，博彩業獨大，佔政府收入的80%，佔生產總值逾30％；接着來的是就業結構，現在4 個澳門就業人口中，就有一個從事博彩業，其中佔了一半是荷官。「2007 年時，我教的大學社工畢業生，薪金約6,000 元，政府工最好的有14,000 元，但一個中學畢業的BB 荷（剛入行的荷官）都有12,000 元。你會怎樣揀？你有得揀嗎？」蘇文欣笑說：「即使是洗碗，你都選在賭場洗啦，人工高福利好，其他中小企根本難以跟博彩業競爭。所以，說博彩業帶動澳門經濟之時，要仔細的看，它同時牽動了什麼？」
當偏門生意變成家庭娛樂
牽動的，是社會價值觀。「其實，賭場的薪金一直是最高，但回歸前，沒有父母會叫子女從事博彩業，多鼓勵他們打政府工。因為好仔唔當差，好仔亦唔撈偏！」在澳門人心目中，這是偏門生意，然而這個圈子自成一角，尋常百姓不會涉足。但時至今日，一個家庭，總有一或兩位成員從事博彩業。「你在澳門，四處看見的都是『發財巴』，由一個娛樂場載人到另一個娛樂城。賭博再不是偏門，而是帶動社會經濟的家庭娛樂事業。」
「當博彩如此日常化，澳門問題賭徒自然增加，特別是青年人。」只是我們翻查政府的研究，卻看見問題賭徒的數字不升反跌；蘇文欣是笑說，數字從來不反映全部現象；「這是常識。過去，只有一間博企，員工一發現參與賭博即炒；但現在有6 間，誰能監管？更嚴重的是，青年的一代都不會視賭博為禁忌。加上他們是輪班工作，想有消遣，就自然去賭場，難道去打波、去唱卡啦OK 嗎？」的確，澳門著名的波地都變成了新葡京，卡拉OK 都是給遊客的，而且價錢昂貴。
「Quantum jump 的問題，是令過去建立的價值文化會突然失效。」蘇文欣
蘇文欣說，也許賭場輪班工作這機制，對澳門的家庭帶來的影響最大。「我常問做了荷官的畢業生，他們的生活圈子中仍有非賭場的朋友嗎？答案是沒有。入了賭場工作幾年後，因為生活時間和階層的不同，生活圈子變得只有賭場中人，結果婚姻的對象也如是，當兩夫婦也要輪班，孩子誰照顧？」
這帶來什麼影響？「我們做外展社工的，再不能在波地執仔了，因為青少年都留在家中，是輪流獃在不同朋友的家中。誰的父母當夜班，就到誰的家過夜、吸毒……你想得出的，也可能發生，他們的錢來得太易了。」
這也是另一種的quantum jump。這種突變，可以毀了既有的家庭結構。只是，這變化在天文數字的生產總值中，往往變得微不足道，無人提及。蘇文欣警告：「Quantum jump 的問題，是令過去建立的價值文化會突然失效。」舊有的價值失效，可以換來價值真空，但同時也可以是重新反思的契機，逼令澳門人問：我們仍要這樣飛躍下去嗎？
蘇文欣 2 0 0 2 年起從香港移居澳門工作， 任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/社會工作課程副教授 10 多年， 今年剛退休。他是澳門少有敢言的公共知識分子。「我沒有什麼包袱， 除了經濟議題非我所長之外，沒有什麼不敢說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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